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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诗《太史公自序》全文赏析-司马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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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自序

两汉-司马迁
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,正易传,继春秋,本诗书礼乐之际?’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。”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之,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春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易著天地阴阳、四时五行,故长于变;礼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书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诗记山川溪谷、禽兽草木、牝牡雌雄,故长于风;乐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春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礼以节人,乐以发和,书以道事,诗以达意,易以道化,春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春秋。春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易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春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春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易八卦。尧、舜之盛,尚书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、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春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建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,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春秋,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诗书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周易;孔子厄陈蔡,作春秋;屈原放逐,著离骚;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吕览;韩非囚秦,说难孤愤;诗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


赏析:

《太史公自序》是《史记》的最后一篇,是《史记》的总结性文章,包含两大内容:一是总结《史记》这本书,一是总结司马迁这个人。司马迁在其中追溯了民族的历史、家族的源流、政治的变迁、文化的辨析,融自己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。这是一篇大文章,分判了当时所有的学问,是一篇深邃复杂的思想性文献。

这篇文章共七千八百十二字,可分为两大部分。第一部分从开篇至“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”系全书总论,作者叙述了自己的生平家世和写作《史记》的时代条件、个人动机,以及受刑后的忍辱著书,举凡《史记》一书的叙述缘起、创作目的、全书章旨等核心内容,尽皆涵盖于此。第二部分从“维昔黄帝,法天则地”至篇末,则是《史记》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的各篇小序,介绍了《史记》全书的规模体例,以及每一篇的写作宗旨。其中前面总论部分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。第一层次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,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;第二层次利用对话的形式,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《史记》的目的,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,以《史记》上续孔子的《春秋》,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、评价,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,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、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,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,忍辱负重,完成了《史记》。文中论述“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”,是其重要内容;而论及不应用《史记》比附《春秋》,实是作者对自己的回护,并非其本心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。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,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,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,继父志为太史公,及其著述《史记》之始末,无不具备于篇中。作者娓娓道来,错落有致,累如贯珠。叙写自己千余年家世,不过数百字,而系次井然。耕牧壮游,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。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,论道六经的要义,分析精辟透彻,入木三分,指陈得失,有若案断,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,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。全序规模宏大,文气深沉浩瀚,是《史记》全书的纲领。      

名家点评

唐·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卷五:司马子长撰《史记》,其《自序》一卷总历自道作书本意,篇别皆有引辞,云为此事作某本纪,为此事作某年表,为此事作某书,为此事作某世家,为此事作某列传。子长此意,盖欲比拟《尚书·序》耳,即孔安国所云“《书序》,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”。

明·郝敬《史汉愚按》卷四:子长《自序》志在继《春秋》,上比六艺,言必称孔子,可谓因得其宗。然而列六家,以儒比阴阳、名、法、墨、黄老,此乃儒一家之学。

清·金圣叹《天下才子必读书》卷八:此篇,于《史记》为序,于太史公,便是自己列传也。故其大旨,只须前两行已尽。后与壶遂两番往复毕,却又忽然叙事者,正是其列传体也。

清·储欣《古文菁华录》卷十六:谱司马千余年家世,不过数百字,而系次井然。耕牧壮游,磊落奇迈,想见其为人。至如父子执手流涕,以史相付受,何其重也。草创未就,横被腐刑,故其文章多愤怒无聊不平之辞,后之读者,未尝不掩卷太息云。

清·吴见思《史记论文》卷八:海为谷王,众流奔凑,以其下也。故九年之水,不知其溢;七年之旱,不知其减。惟下,故大;惟大,故无所不容。此篇滔滔漭漭,收束无余,亦文之海矣,安得不望洋而叹观止哉!

清·浦起龙《古文眉诠》卷三十:命意放眼,皆踞顶峰。

清·牛运震《史记评注》卷十二:《自序》高古庄重,其中精理微旨,更奥衍宏深,一部《史记》精神命脉,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大文字。

清·唐德宜《古文翼》卷四:此序词致隐约,有自附于《春秋》之旨。末束自述处,不激不随,深为得体,非幸幸然小丈夫所及。    


更多 原文翻译

太史公说:“先人说过:‘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。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,有能继承盛世,辨正《易传》,接续《春秋》,遵奉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精义的人吗?’他的用意就在于此!在于此吧!我又怎敢推辞呢。”

上大夫壶遂问:“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《春秋》呢?”太史公说:“我听董生说:‘周王室衰废时,孔子担任鲁国司寇,诸侯陷害他,大夫拥护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,政治主张无法实行,便把自己的褒贬是非寄寓在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记载中,作为天下的准则,贬抑天子,斥责诸侯,声讨大夫,无非是为王道通达而已。’孔子说:‘我与其空洞的说教,不如把意图表现在叙事中那么深刻明确。’《春秋》向上阐明三王治道,向下辨别人事准则,分清嫌疑,判明是非,论定犹豫不决之事,褒善惩恶,尊重贤能,鄙薄不肖,存留亡国家事迹,续写断绝了的王国世系,补救其敝病,振兴废弛之业,这是王道的精髓。《易》载述天地阴阳、四时五行,所以长于变通;《礼》规范人伦,所以长于行事;《书》记述先王事迹,所以长于政治;《诗》记山川溪谷、禽兽草木,牝牡雌雄,所以长于风土民谣;《乐》是论述音乐的经典,所以长于和顺;《春秋》论辨是非,所以长于治人。由此可见《礼》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,《乐》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,《书》是来述说政事的,《诗》是用来表达情意的,《易》是用来讲变化的,《春秋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。拨乱反正,没有比《春秋》更切近有效。《春秋》文字数万,而有数千条旨意。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《春秋》之中。在《春秋》中,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,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,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。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,都是他们失去了根本。所以《易》中讲‘失之毫厘,差以千里’。说‘臣弑君,子弑父,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,其发展渐进已很久了’。因此做国君的不能不知《春秋》,否则前有谗佞之徒而不见,后有奸贼之臣而不知。做人臣者不能不知《春秋》,否则办常事不知道怎样做合适,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权变。做人君、人父若不通晓《春秋》要义,必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罪名。做人臣、人子如不通晓《春秋》要义,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,并蒙死罪之名。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,而不知其道义所在,被史官的罪名覆盖而不敢说话。不明礼义的要旨,以至于弄到君不像君、臣不像臣、父不像父、子不像子的地步。君不像君就会被冒犯,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,父不像父就会无道,子不像子就是不孝。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。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,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。所以《春秋》是礼义的根本。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,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;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,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。”

壶遂说:“孔子时候,上面没有圣明君主,下面自己得不到任用,所以撰写《春秋》,留下空文,其裁断礼义,当作帝王的法典。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,下能当官供职,万事具备,全部各得其所,您的撰述是想要阐明什么呢?”

太史公说:“是是,不不,不对。我听先人说过:‘伏羲最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强盛,《尚书》做了记载,礼乐在那时兴起。商汤周武隆盛,诗人予以歌颂。《春秋》扬善贬恶,推崇夏、商、周三代盛德,褒扬周王室,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’。汉兴以来,至当今英明天子,获见符瑞,泰山封禅,改订历法,变换服色,受命于天,恩泽流布,海外异俗之国纷纷辗转翻译并前来边关,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。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,仍不能完全表达出心意。再说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,是国君的耻辱;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,是官员的罪过。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,若弃置明主圣德而不予记载,埋没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,忘却先父遗言,罪过就实在太大了。我所记的旧事,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,并非所谓创作,而您拿它与《春秋》相比,那就错了。”

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。过了七年,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,被囚禁狱中。于是叹息道:“这是我的罪过啊!这是我的罪过啊!身体残毁没有用了。”退而深思道:“《诗》《书》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,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。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,推演了《周易》;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,作有《春秋》;屈原被放逐,著了《离骚》;左丘明双目失明,才编撰了《国语》。孙子的腿受了膑刑,却论述兵法;吕不韦被贬徙蜀郡,世上才流传《吕览》;韩非被囚禁在秦国,才写有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。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,理想主张不得实现,因而追述往事,考虑未来。”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,而从黄帝开始写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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