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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的《太史公自序》全文对照翻译及诗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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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自序

两汉-司马迁

    是故礼以节人,乐以发和,书以道事,诗以达意,易以道化,春秋以道义。
    由此可见《礼》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,《乐》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,《书》是来述说政事的,《诗》是用来表达情意的,《易》是用来讲变化的,《春秋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。
    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
    孔子说:‘我与其空洞的说教,不如把意图表现在叙事中那么深刻明确。’
    故易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
    所以《易》中讲‘失之毫厘,差以千里’。’
    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
    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,而不知其道义所在,被史官的罪名覆盖而不敢说话。
   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
    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,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。”
    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建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,不可胜道。
    汉兴以来,至当今英明天子,获见符瑞,泰山封禅,改订历法,变换服色,受命于天,恩泽流布,海外异俗之国纷纷辗转翻译并前来边关,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。
    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
    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,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;
    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
    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,若弃置明主圣德而不予记载,埋没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,忘却先父遗言,罪过就实在太大了。
    故春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
    所以《春秋》是礼义的根本。
    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易八卦。
    我听先人说过:‘伏羲最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
    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
    于是叹息道:“这是我的罪过啊!
   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,正易传,继春秋,本诗书礼乐之际?
    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,有能继承盛世,辨正《易传》,接续《春秋》,遵奉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精义的人吗?’
    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
    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,都是他们失去了根本。
    春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
    《春秋》文字数万,而有数千条旨意。
   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
    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,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。
    诗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
    《诗》三百篇,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。
    尧、舜之盛,尚书载之,礼乐作焉。
    尧舜强盛,《尚书》做了记载,礼乐在那时兴起。
   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
    做人君、人父若不通晓《春秋》要义,必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罪名。
    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”?”
    上大夫壶遂问:“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《春秋》呢?
    不韦迁蜀,世传吕览;
    吕不韦被贬徙蜀郡,世上才流传《吕览》;
    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之,大夫壅之。”
    太史公说:“我听董生说:‘周王室衰废时,孔子担任鲁国司寇,诸侯陷害他,大夫拥护他。
    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
    君不像君就会被冒犯,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,父不像父就会无道,子不像子就是不孝。
    小子何敢让焉。
    我又怎敢推辞呢。”
   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
    做人臣、人子如不通晓《春秋》要义,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,并蒙死罪之名。
   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
    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,是官员的罪过。
    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;
    左丘明双目失明,才编撰了《国语》。
    春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
    在《春秋》中,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,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,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。
    夫春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’
    《春秋》向上阐明三王治道,向下辨别人事准则,分清嫌疑,判明是非,论定犹豫不决之事,褒善惩恶,尊重贤能,鄙薄不肖,存留亡国家事迹,续写断绝了的王国世系,补救其敝病,振兴废弛之业,这是王道的精髓。
    意在斯乎!
    在于此吧!
    乐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
    《乐》是论述音乐的经典,所以长于和顺;
    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
    再说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,是国君的耻辱;
    书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
    《书》记述先王事迹,所以长于政治;
    春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
    《春秋》扬善贬恶,推崇夏、商、周三代盛德,褒扬周王室,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’。’
    意在斯乎!’
    他的用意就在于此!
    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
    说‘臣弑君,子弑父,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,其发展渐进已很久了’。
   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
    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,理想主张不得实现,因而追述往事,考虑未来。”
    诗记山川溪谷、禽兽草木、牝牡雌雄,故长于风;
    《诗》记山川溪谷、禽兽草木,牝牡雌雄,所以长于风土民谣;
   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
    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,仍不能完全表达出心意。
    身毁不用矣!
    身体残毁没有用了。”
    昔西伯拘羑里,演周易;
    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,推演了《周易》;
    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春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”
    壶遂说:“孔子时候,上面没有圣明君主,下面自己得不到任用,所以撰写《春秋》,留下空文,其裁断礼义,当作帝王的法典。
    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
   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,政治主张无法实行,便把自己的褒贬是非寄寓在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记载中,作为天下的准则,贬抑天子,斥责诸侯,声讨大夫,无非是为王道通达而已。’
    易著天地阴阳、四时五行,故长于变;
    《易》载述天地阴阳、四时五行,所以长于变通;
    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
    孙子的腿受了膑刑,却论述兵法;
    于是论次其文。”
   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。
    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
    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。
    退而深惟曰:“夫诗书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”
    退而深思道:“《诗》《书》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,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。
    礼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
    《礼》规范人伦,所以长于行事;
    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春秋。
    拨乱反正,没有比《春秋》更切近有效。
    孔子厄陈蔡,作春秋;
    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,作有《春秋》;
   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”
    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,而从黄帝开始写起。
    屈原放逐,著离骚;
    屈原被放逐,著了《离骚》;
    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
    不明礼义的要旨,以至于弄到君不像君、臣不像臣、父不像父、子不像子的地步。
    汤、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
    商汤周武隆盛,诗人予以歌颂。
   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
    做人臣者不能不知《春秋》,否则办常事不知道怎样做合适,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权变。
   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
    因此做国君的不能不知《春秋》,否则前有谗佞之徒而不见,后有奸贼之臣而不知。
    韩非囚秦,说难孤愤;
    韩非被囚禁在秦国,才写有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
   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
    过了七年,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,被囚禁狱中。
    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”
    太史公说:“是是,不不,不对。
   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
    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,下能当官供职,万事具备,全部各得其所,您的撰述是想要阐明什么呢?”
    是余之罪也夫!
    这是我的罪过啊!
    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春秋,谬矣。
    我所记的旧事,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,并非所谓创作,而您拿它与《春秋》相比,那就错了。”
   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。
    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《春秋》之中。
    春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
    《春秋》论辨是非,所以长于治人。
   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”
    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,而从黄帝开始写起。
翻译作者:此翻译收集整理至网络,原作者不详,翻译版权归原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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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说:“先人说过:‘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。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,有能继承盛世,辨正《易传》,接续《春秋》,遵奉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精义的人吗?’他的用意就在于此!在于此吧!我又怎敢推辞呢。”

上大夫壶遂问:“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《春秋》呢?”太史公说:“我听董生说:‘周王室衰废时,孔子担任鲁国司寇,诸侯陷害他,大夫拥护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,政治主张无法实行,便把自己的褒贬是非寄寓在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记载中,作为天下的准则,贬抑天子,斥责诸侯,声讨大夫,无非是为王道通达而已。’孔子说:‘我与其空洞的说教,不如把意图表现在叙事中那么深刻明确。’《春秋》向上阐明三王治道,向下辨别人事准则,分清嫌疑,判明是非,论定犹豫不决之事,褒善惩恶,尊重贤能,鄙薄不肖,存留亡国家事迹,续写断绝了的王国世系,补救其敝病,振兴废弛之业,这是王道的精髓。《易》载述天地阴阳、四时五行,所以长于变通;《礼》规范人伦,所以长于行事;《书》记述先王事迹,所以长于政治;《诗》记山川溪谷、禽兽草木,牝牡雌雄,所以长于风土民谣;《乐》是论述音乐的经典,所以长于和顺;《春秋》论辨是非,所以长于治人。由此可见《礼》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,《乐》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,《书》是来述说政事的,《诗》是用来表达情意的,《易》是用来讲变化的,《春秋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。拨乱反正,没有比《春秋》更切近有效。《春秋》文字数万,而有数千条旨意。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《春秋》之中。在《春秋》中,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,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,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。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,都是他们失去了根本。所以《易》中讲‘失之毫厘,差以千里’。说‘臣弑君,子弑父,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,其发展渐进已很久了’。因此做国君的不能不知《春秋》,否则前有谗佞之徒而不见,后有奸贼之臣而不知。做人臣者不能不知《春秋》,否则办常事不知道怎样做合适,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权变。做人君、人父若不通晓《春秋》要义,必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罪名。做人臣、人子如不通晓《春秋》要义,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,并蒙死罪之名。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,而不知其道义所在,被史官的罪名覆盖而不敢说话。不明礼义的要旨,以至于弄到君不像君、臣不像臣、父不像父、子不像子的地步。君不像君就会被冒犯,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,父不像父就会无道,子不像子就是不孝。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。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,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。所以《春秋》是礼义的根本。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,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;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,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。”

壶遂说:“孔子时候,上面没有圣明君主,下面自己得不到任用,所以撰写《春秋》,留下空文,其裁断礼义,当作帝王的法典。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,下能当官供职,万事具备,全部各得其所,您的撰述是想要阐明什么呢?”

太史公说:“是是,不不,不对。我听先人说过:‘伏羲最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强盛,《尚书》做了记载,礼乐在那时兴起。商汤周武隆盛,诗人予以歌颂。《春秋》扬善贬恶,推崇夏、商、周三代盛德,褒扬周王室,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’。汉兴以来,至当今英明天子,获见符瑞,泰山封禅,改订历法,变换服色,受命于天,恩泽流布,海外异俗之国纷纷辗转翻译并前来边关,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。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,仍不能完全表达出心意。再说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,是国君的耻辱;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,是官员的罪过。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,若弃置明主圣德而不予记载,埋没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,忘却先父遗言,罪过就实在太大了。我所记的旧事,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,并非所谓创作,而您拿它与《春秋》相比,那就错了。”

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。过了七年,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,被囚禁狱中。于是叹息道:“这是我的罪过啊!这是我的罪过啊!身体残毁没有用了。”退而深思道:“《诗》《书》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,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。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,推演了《周易》;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,作有《春秋》;屈原被放逐,著了《离骚》;左丘明双目失明,才编撰了《国语》。孙子的腿受了膑刑,却论述兵法;吕不韦被贬徙蜀郡,世上才流传《吕览》;韩非被囚禁在秦国,才写有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。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,理想主张不得实现,因而追述往事,考虑未来。”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,而从黄帝开始写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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